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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身學術 垂范千秋

    ——懷念恩師蔡美彪先生

    田澍2021年08月09日09:34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獻身學術 垂范千秋

    【學人追憶】

    蔡美彪先生是我國著名歷史學家,祖籍浙江杭州,出生于天津。1946年考入南開大學歷史系,1949年畢業后考入北京大學研究生部,師從邵循正先生。1950年在羅常培先生領導的文科研究所擔任助教。1952年轉入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工作,1953年調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第三所(后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協助范文瀾先生編寫《中國通史簡編》。先生曾任中國元史研究會會長、中國蒙古史學會理事長,是蒙元史的領軍人物。在蒙元史領域取得斐然成績的同時,他也為《中國通史》的編寫殫精竭慮,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他與羅常培先生合著《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獨著《元代白話碑集錄》《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釋》《成吉思汗小傳》《遼金元史十五講》《遼金元史考索》《學林舊事》《學林雜記》《中華史綱》等,主編有《中國通史》《中國通史簡本》《中國地震歷史資料匯編》《中國歷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卷》《范文瀾全集》等。在范老去世之后,他主持續寫了《中國通史》第五至十二卷,這是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敘述中國歷史的著作,也是迄今為止發行量最大的多卷本《中國通史》。

    2021年1月14日,先生溘然仙逝。作為受業門生,追憶往昔問學的點點滴滴,他的音容笑貌和寒燈伴影的情景就會浮現眼前。

    注重通專結合的典范

    1993年9月,筆者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蔡美彪先生攻讀元明清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在入學后不久,我與先生商討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他認為晚明的歷史值得研究,建議可以作為選題的方向。在其啟發下,我打算就張居正與萬歷政治進行專門研究。因為自己對明代內閣和張居正已經有一些前期的研究成果,比較熟悉和了解這一方面的文獻資料以及學術研究中的不足,且對此有強烈的興趣。先生認為此題可做,但強調要真正研究這一問題,首先必須認真研究嘉靖朝的歷史。乍聞此言,筆者感到大惑不解。因為當時主流的觀點將嘉靖政治與萬歷政治截然分開,且予以全盤否定,將其描繪成君昏臣庸、政治黑暗、黨爭激烈、經濟崩潰的時代。深受此風的影響,筆者對嘉靖政治沒有一點好感,所以不可能將其與張居正改革的研究聯系起來加以認知。即使聯系起來,也是以否定為前提,以便突出張居正的“改革”亮點。

    而蔡先生提出要把嘉靖朝歷史與萬歷政治聯系起來考察,是與他主持編寫《中國通史》所形成的宏觀認識密不可分的。在1993年出版的《中國通史》第八冊中,他完全改變了對嘉靖朝歷史的傳統書寫模式,對“大禮議”中崛起的張璁首次予以高度評價,認為“明代先后兩張文忠,均以興革為己任”,將張璁與張居正相提并論,突出了張璁等人的革新活動,首次對嘉靖時代及其與萬歷政治的關系予以全新表述,但此論當時并未引起學界的關注,筆者也沒有認真理解此言的學術意義。在專心研究嘉靖朝歷史之后,我才開始認識到該說深刻的學術價值。

    要認識嘉靖朝的歷史,“大禮議”是無法回避的問題,也是認識嘉靖朝歷史的鑰匙。如何理解這一事件,直接決定著人們對嘉靖朝及其后明代歷史的認知程度和走向定位。而要重新認識嘉靖朝的歷史尤其是明代革新的歷史,首先必須要重新認識“大禮議”,否則,只能責備世宗沒有按照楊廷和等舊臣的主張改換父母,并將張璁等人視為“小人”,忽視嘉靖前期的革新活動,無視張璁等“大禮新貴”的崛起和對嘉靖朝歷史的重要影響,將長達45年的嘉靖歷史簡單地描繪成漆黑一團,混亂不已,腐敗不堪。這樣一個具體事例,恰恰從側面反映了先生治史通專結合的特點。

    蔡先生在強調關注新材料的同時,反復強調研讀基本史料的重要性,主張要用常見史料來解決歷史問題,結論要從史實中得出,不能“以論代史”。同時,他要求盡可能地全面掌握學術研究的成果,即使是錯誤的觀點也要了解和尊重,要認識其錯誤的原由,避免走彎路。他提及一位美國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研究藏傳佛教時,得知《青海日報》上有一篇短文,但在美國找不到原文,便專程來到中國查找此文。因為看不到該文,就不了解作者的觀點,故不能下筆。假如作者的觀點與自己的想法相同,那就沒有必要再從事這一問題的研究了。故在學術研究中,一定要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以表明自己的研究并不是自言自語,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推進的。因為學術研究本來就是討論問題的,而不是目中無人,天馬行空,自說自話。隨著當代學術研究的不斷深入,盡可能全面掌握前人研究成果就成為治學的必然要求,蔡先生在教學中一直非常重視這一點。

    踐行“二冷”精神的表率

    范文瀾先生于1969年7月底去世,《中國通史簡編》才完成了四卷。此后,由蔡先生負責續寫工作,改名為《中國通史》。為了完成這一特殊使命,先生數十年如一日,風雨無阻,終于完成了《中國通史》的寫作。其中的艱辛和付出,可謂冷暖自知,他曾作詩抒懷:“書成十卷鬢如絲,雪夜寒燈伴影時!薄耙棺x常嗟人易老,金雞為我報晨遲!钡词购疅舭橛,他依然樂此不疲,皓首窮經,以鍥而不舍的精神和毅力,續成范老的未竟之業。

    有人認為“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的說法最早出自范文瀾先生。但蔡先生認為范老不會提出這樣不切實際的主張,而是強調范老所提出的“坐冷板凳,吃冷豬肉”的“二冷”精神的合理性。他認為只有“專心治學,不求聞達”,甘坐“冷板凳”,才能吃上“冷豬肉”(古代道德文章出類拔萃之人去世后可入孔廟,歆享祭祀時的冷豬肉),即只有道德高尚,靜心篤志,潛心學術,追求卓越,才能取得舉世矚目和影響深遠的成果,并為人們所牢記和敬仰。而要做到這一點,顯然不是十年八年所能實現的,而是需要“苦苦干,慢慢來”,需要一生的奉獻。這就是他所說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在《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釋》出版后記中,他稱贊八思巴字蒙古語文獻研究奠基人和引路人包培教授(祖籍俄國,生在中國,長在俄國,死在美國)“奉獻平生的敬業精神”,這一精神“為我樹立了學習的榜樣”,一想起“他年近九十清苦攻讀的情景,便增添了工作動力”。先生在同年出版的《學林舊事》一書中說:“活到老,學到老,生活就是學習!痹2012年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采訪時又說:“我在近代史所坐‘冷板凳’算來已有六十年,倘若天假以年,還得坐下去!笨梢钥闯,蔡先生老當益壯,孜孜矻矻,以實際行動對“坐冷板凳”做了最好的詮釋,為我們樹立了學習的榜樣。

    在蔡先生看來,學術文章的書寫只是個人一時思考的表達,充其量只是一家之言,除了立場、方法、視野外,所依據的資料是否可靠,所提出的結論是否客觀,還要經受各方面長期的檢驗,所以“不寫一字空”是根本做不到的。當然,要把研究的成果用文字表達出來,是需要強調寫作能力的。在觀點表述中,要盡可能做到融會貫通、論述縝密、主次分明,即要盡可能突出“主干”,減少“枝蔓”。而對寫作能力的要求,其實就是要逐漸提高剔除“枝蔓”的能力。而要做到簡明扼要、主次分明,需要向前輩學者學習寫作經驗,需要常讀短小鋒利的雜文!吨腥A讀書報》的記者在1995年的采訪稿——《四十三年磨一劍 書里書外見功夫》一文中寫道:“在文字上,蔡美彪也盡量向范文瀾學習。范老的文字很有特色。他化古代漢語為現代漢語,驅遣自如;化專家之學為人人可讀的史書,舉重若輕。這是《中國通史》發行量大的最主要的原因!

    像范老一樣,蔡先生能夠用簡潔明快的語言來描述復雜的問題。但即使如此,先生也不敢說《中國通史》就無錯訛。他在2008年所寫的《〈中國通史〉新版前記》中描述了多次修訂過程,并指出:“這次出版合裝十二冊新版,對全書又作了一次修訂,但自屬稿到排印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錯誤,依然難以盡掃”,希望“大家多評論一下缺點”。在十二卷本《中國通史》完成后,蔡先生就把精力集中在《中華史綱》的編寫上。在寫作過程中,極力追求“敘事酌取要旨,文字務求簡約”,盡可能地讓讀者滿意。盡管該書出版后“獎譽過多”,但他也不敢以“不寫一字空”自許,而是認為“書中的問題是少不了的”。他在2013年出版的《中國通史簡本》編印說明中也說:“其間取舍不當,輕重失宜,在所難免!辈滔壬洺U勂鹱x者給他來信所指出的問題,自己在認真接受的同時,還回信表示感謝。他對寫作中難免存在問題的認識是清楚的,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反映了對學術的敬畏和對自己的嚴格要求。當然,蔡先生也始終以“不寫一字空”來要求自己,他的文字洗練是學界所公認的。

    蔡先生在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的近代史所上班,家住建國門內大街的東總布胡同。除周末外,他每天坐公交車到單位上班,中午在所里的食堂用餐,并在辦公室的簡易床午休一會。如此年復一年,以所為家,直到2016年10月底在下班回家時摔傷住院為止,時年已88歲。

    獻身史學研究的楷模

    蔡先生生活儉樸,甘于清貧。他與師母胡文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志同道合,相敬如賓。師母與先生為同班同學,在工作之余,全身心地支持先生的工作。她于2012年去世之后,先生拿出積蓄,在母校設立了“南開大學胡文彥助學金”,專門資助家境貧寒、品學兼優的女生。師母逝世之后的近十年間,先生孑然一身,在自己料理生活的同時,依舊潛心治學,成果不斷。在耄耋之年,他雖然在生活上要比常人付出更多,但對學術研究的熱情絲毫未減,可謂“壯心不已”。

    蔡先生將自己的全部心血投入史學研究之中。在范老之后,每卷《中國通史》都是蔡先生與相關領域有學術影響力的專家合作撰寫,最后由他字斟句酌,或重新改寫,盡可能與范老的前四冊保持一致,注重學術性與可讀性的統一,在中國通史的編纂中獨樹一幟。在《中國通史》出完十卷之后,先生曾賦詩一首:“百代興衰數卷紙,千秋爭戰幾人雄。書成十卷霜添鬢,愈信人間向大同!

    蔡先生在踐行“二冷”精神、以身作則的同時,對青年學者的成長也十分關心,他認為“那些善于獨立思考、不受外界利誘的有志青年,必能甘于冷漠、不避艱苦,堅持不懈地攀登科學的高峰,取得前人不曾取得的輝煌成就!彼貏e告誡青年學者要珍惜國家安定團結和繁榮發展的大好環境,要認真讀書、夯實基礎,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追逐名利。同時呼吁對青年學者的考察要注重學術水平,而不要過于強調成果的數量。他反復強調一個課題的完成需要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要甘于奉獻、持之以恒。

    蔡先生曾風趣地說道:“如有來生,我仍將選擇史學研究!边@一平常之言,是他對自己一生甘坐“冷板凳”的深刻表述,也是他熱愛史學研究的真情表露!在我看來,先生此言,可以作為他的“墓志銘”!

    先生通變古今,知行合一,筆耕不輟,著述等身,既是通專結合的典范,也是獻身學術的楷模。先生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所踐行的“二冷”精神將薪火相傳,垂范千秋!

    (作者:田澍,系西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責編:王小林、劉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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