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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盡的神韻

    駱冬青2021年08月16日10:46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無盡的神韻

    學人小傳

    吳調公,1914年出生,2000年去世,江蘇鎮江人,文學理論家。1935年畢業于上海大夏大學中文系,曾在江蘇省立鎮江師范任教。新中國成立后,先后在江蘇師范學院(今蘇州大學)、南京師范學院(今南京師范大學)任教。著有《李商隱研究》《古典文論與審美鑒賞》《古代文論今探》《神韻論》等。

    吳調公書法

    《神韻論》 吳調公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吳調公(中)、高小康(左)與友人合影。

    吳調公自述

    我父親是昔時習稱的一位“儒醫”,除潛心醫學撰著以外,對古代文史涉歷較廣,藏書較豐。這樣的家庭環境對我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九歲左右起我就如醉如癡地讀了些古典小說。此后更逐步擴大范圍,旁及古代散文,特別是古典詩歌,培養了我對古典文學的深切愛好。即使我家里要我“克紹箕裘”,以醫學傳家,而我的一位遠房堂叔,上海的一位知名銀行家,答應在我大學畢業后給我一個“金飯碗”,我也都毅然決然地表示不屑一顧,決心以文學安身立命。

    …………

    由于我的愛好較為廣泛,我的科研對象方面較多,從古代到當代,從作家到作品,從文藝理論到文藝實踐,從文學的內容到文學的形式,都做過一些力不勝任的探討;問題則是戰線拉得比較長。不過我想,一個開始做學問的人,能注意到由博返約的道理,也許是有其必要的。即使有了一定造詣后,也不妨還是可以確定以一門為主、一門為輔。文藝科學的分門別類,各有其特殊規律,內容浩如煙海,鉆研其中一門,當然有利于深入。但是如果過分孤立地局于一隅,路子太狹,也很可能有坐井觀天之弊,難以收融會貫通之益。

    ——摘自《世紀學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

    懷想上世紀80年代初的大學校園,那時候,白發的先生和青春的后生,構成了大學獨特的風景?墒,有誰會感悟風景里老人的心境!一個人,垂老時,方體會到歲月的重量:為失去的青春,為即將到來的衰朽。

    傳統學術,往往推重皓首窮經的大器晚成。知識的蓄積至深至厚時,思想的光芒往往在其中潛滋暗長,只待時機成熟,或如春雷炸裂層冰,萬物冒出綠意;或如川流過閘,迸發為浩蕩激流。不過,在文學藝術中,所謂“庾信文章老更成”,晚期寫作的形式、風格中,包含著某種渾厚華滋的蒼勁,某種意味豐腴的平淡。薩義德關注藝術家的“晚期風格”,認為“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提供證據,以證明正是晚期作品,才使在美學上努力的一生達到了圓滿”。中國古典美學研究,既需要深厚的學術積淀,更需要對古典文學、藝術,乃至對中國文化傳統審美的涵茹沉潛,這就給中國美學的學術寫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于在改革開放初期,重新進入美學、文學以及藝術研究中的老一輩學者,如錢鐘書等,我們均應當追尋其“晚期風格”。吳調公先生的晚期學術寫作,在凝練美學方面的中國學術話語,形成獨到的學術風格,以及在古典文學、古代文論方面的成就,都值得我們在新的語境下,重新發現、體會其風神氣韻。

    吳調公先生作為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美學、文藝學教授,早年傾注較多精力于文學理論研究,但他在盛年時,即集中注意古典文學和古典美學的研究,頗有建樹?墒,竊以為,如果沒有晚期學術寫作,則很難挺立起一個獨特的吳調公,那是以詩性的學術、富于靈性的美學成果,尤其是帶著深厚古典韻味的文字表達矗立起的建筑——《李商隱研究》《古代文論今探》《古典文論與審美鑒賞》《神韻論》,在學術史上獨領一派風光。他重新發現了中國美學傳統中被忽視乃至被貶低的重要精神,別具匠心地激活了古典美學的一些范疇,以自己深邃綿邈的體悟,重構了中國美學話語和詩性世界。

    秋花的晚香

    正如作家需有自己的獨有世界,每一個學者,也均需找到那個屬于自己的領域。學者晚年,檢點平生,籌謀未來,若真正想在歷史上留下痕跡,努力在此時著書立說,恐怕尤具緊迫感。80年代初,調公先生曾經做過學術自述,對晚年的學術,“今后的打算是:一邊結合教學,研究古代文論(以詩論為主);一邊準備在完成《李商隱研究》的基礎上,繼續對這一詩人及其作品,進行較全面的研究,如生平考辨、作品的賞析和析疑等,以終我的余生”。并引龔定庵詩“若使魯戈真在手,斜陽只乞照書城”,表達“魯戈在手”的自信,在一抹余曛中,暢想著“為霞尚滿天”。但是,自先生后來的著述看,這個“打算”,是籌劃相當不足的。

    調公先生晚年有過許多談治學的文章,為年輕人指點問學之途徑。但是現在想來,他是從何時起,為自己的“余生”尋求獨至之道的呢?

    這時,或許回歸本真的初心,才是最重要的選擇。吳調公先生自述,小時候曾經著迷于李商隱詩歌,曾在50年代發表過李商隱研究文字,并在80年代初著成《李商隱研究》,蔚為名著?墒,如何由此及彼,擴張視野,凝集精魂,做成“獨一份”的學問?

    我以為,這就是對“晚”的獨特發現。

    “秋花”的“晚香”,是對“晚唐的詩歌美”的獨特領悟。調公先生引葉燮的話“晚唐之詩,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籬邊之叢菊,極幽艷晚香之韻,可不為美乎?”對晚唐這一“黃昏凄艷的王朝”與晚唐詩呈現的“綠暗紅稀”的美感,對唐詩從“橫絕太空”的盛唐精神到“窈窕深谷”的晚唐情境,傾注了美學的神思,篇終卻是一種兀傲的呼叫:“我要為晚唐這一叢‘秋花’翻案!我要為她的‘晚香’之美而致一瓣心香!”

    這種對于“晚”的發現,得自審美的靈性,也內含著生命的血性。調公先生從馬克思論精神與花朵相似,不同的花兒具有不同的香氣,來展開自己的思索;從丹納的《藝術哲學》所指出的藝術具有的生態性,懸想“我們今天聽到‘一大片低沉的嗡嗡聲’,在‘藝術家四周齊聲合唱’的音聲”。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未曾寫在論文中的,是調公先生獨到的生命體驗,晚年生命的感悟,令他發現了常常被傳統貶低、鄙視、攻訐的美學境界和深切體驗。那是別一種感情,別一種境界,但那卻也是王國維所說的真感情、真境界。

    晚周、魏晉、晚唐、晚明、晚清,這些稱得上“晚”的時代,無疑都在中國文化史、美學史、文藝史乃至精神史上留下了獨特印記。調公先生晚年曾經為我們文藝學研究生開設了為期一年的《中國文藝思想史》。印象最深的課,是關于莊子、關于魏晉、關于晚明的,勝義迭出;他的講授打通了文學藝術,從傳統詩文到小說戲曲,都有獨到之見?上,這些珠玉般的思想,都隨風飄散了,F在想來,調公先生學術中,最令人神往的,還是他對那些歷史上的“晚”所致的心香。他除了對晚唐詩人,尤其是對李義山深深追慕外,對晚明文人的研究,更是獨特的學術專長。他不僅有對這一時代文人和美學的總體判斷,而且有《為竟陵派一辯》這樣包孕著強烈激情的文字。對龔定庵的珍愛,在《兼得于亦劍亦簫之美者》這樣的長文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所以說,人文學者,要尋找到屬于自己的特別領域,不僅是具有心靈的深度鍥入,心弦共振,而且這一領域,甚至還具有非“這一個”學者不可的獨到的開掘。美學作為感性學,其真學問必自此而生。這是一個學者對自身生命形態的發現,是為“有我之境”?墒,學術研究還需在尋找到獨特對象后,進入“無我之境”。調公先生在著述中,尤其注重從作家的創造個性中透視他們的時代折光。他研究公安、竟陵二派,從他們各異的個性到其思想體系的探索,都“縱目到那一個資本主義嫩芽剛剛冒頭和封建社會基礎初步動搖的天崩地解的時代,反映在他們心靈深處的曲折光影”。具體地說,調公先生對文學創作現象的爬梳,“是透過風格相似的文人群而觀察其流派,流派的淵源、影響,以及其興衰過程,把一定時代的文藝演變和整個文化史演變結合起來探索!睂χ袊糯恼摵凸诺涿缹W的探索,也同樣與歷史、社會,總之,與時代的心靈整體聯系起來。心靈整體與歷史整體之間的關系,在這些“晚”的深入探究中,呈現出別樣的圖景。

    “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不妨認為,調公先生致意于“秋花”的“晚香”,可是他作為“老樹”,在暮年卻鼓蕩著青春的激情,在中國美學的園圃中,綻開著寒梅般古艷高華的花朵。

    浩渺的幽思

    吳老特別注重文字表述的詩性和文采。在現代學人中,吳老特別重視聞一多、勃蘭兌斯等中外學者的學術華彩,尤其推重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流》,包括其“心靈史”論述。在西方哲人中,他推崇的尼采等人都是所謂“詩人哲學家”,這些學人和他產生學術上的心弦互振,也表明了他寫作上的詩性取向。

    據說,吳老最終發病,乃是因為他要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可是,臨行前早上重讀自己的文章,忽感不滿意,于是想加修潤,急迫中,腦部溢血。悲涼之下,更覺吳老對待學術那種不懈的執著,和對待自己文章美學標準的堅守。

    我以為,吳老文章,深深體悟到漢語之美感,甚至努力激活業已潛隱消遁的那些語言的珍寶。漢字、漢語,具有特殊的美感。一些語詞,常常被時代的激流所淘汰?墒,無論在哪種意義上,豐富細致的表達,都是社會生機和活力的美學體現。吳老心儀的詩人如李商隱、龔自珍等,都以特別的形式、風格,展現了漢字漢語之美;更重要的,吳老從古典美學中,發掘出一些中國獨有的概念、命題,彰顯出漢語的豐富復雜和精深微妙。在《說“清空”》《說“雄奇”》《說神韻》等文章,調公先生以自己的靈心妙悟,對中國美學中處于“非主流”的一些概念做深入探索。他打撈出來的一些美學概念,如郁勃、兀傲、幽窅、澄澹、杳渺,以及諸如昳麗、洞窅等“亞美學”概念,似乎無意中成為一種精神考古學的工作,為中國美學的重建提供了豐富的養料,也為中華文化靈魂中似已遠逝的某些成分,以學術的和詩意方式,使其回歸。我想,對漢字獨到美感的發現,在吳老或許還是處于一種無意識的狀態,但是,從古典美學、文論中鉤深索隱,鉤沉的許多“說法”,許多言辭,許多話語,讓古代文學、古代文論的研究,以猶如母乳般的先天營養,哺育了營養不良的當代文壇和理論,或許,也可以讓美學、文藝學中缺少民族文化“母乳”,只吃洋牛奶的虛胖者,清醒一下,敗敗火。

    吳老為文時,特別注意行文中的抒情哲學,展現出渾厚華滋、高遠綿邈的學術風采。這就使吳老的論文和論著,具有獨特的韻味和美感?墒,對于古代學者,尤其是美學和文論學者,優美的文字表達往往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當代學者卻需反思自己的漢語素養。吳老經歷過文化斷裂的時代,鉤沉了古代文學和文論中的一些人物,一些著作,如對晚唐詩歌、晚明文壇的新評價,都有一新耳目的開境界功夫?墒,我更想說的是,吳老還以自己的“文章”,具體而微地示范了如何詩意地進行學術寫作。

    在《神韻論與審美心態》開端,他寫道:“神韻之于詩,是不可缺少的內涵。詩之于神韻,是不可缺少的精神載體!边@一大判斷本身,就洋溢著詩意,卻又是邏輯判斷的形式。吳老文章對西方美學與文論的汲取,滲透在一種理性的思索中,如鹽入水,不露痕跡卻自得其味。直到晚年,吳老依然注意對西方最新理論的吸收,他曾興奮地跟我們談到一些西方學術新見。在為文時,他卻能夠以深厚的古典功力融化無跡,這既令他的文章永遠保持著青春的氣息和獨特的美感,又以一種沉穩的氣度,散發著中國文化的特有神韻。吳老欣賞竟陵派的“幽情單緒”中表現出來的個性自由解放精神,對他們的兀傲之氣和孤峭文風,也從其性格的耿介不諧著眼,認為反映了古代文人中常見的寄心玄冥作為抗憤濁世的精神寄托。

    但是,我想,調公先生最神往的卻是竟陵派那種“覺古人亦有炯炯雙眸從紙上還矚人”的冥契,以及“內自信于心,而上求信于古人在我而已”的自信。調公先生慨嘆:“‘古人在我’,這是何等石破天驚!”在竟陵派以及公安派,乃至神韻派的詩學中,吳老都找到了“古人在我”,看到了“亦有炯炯雙眸從紙上還矚人”的“心靈的窗戶”。

    所以,吳老的文章,始終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融美學文論研究與審美鑒賞為一體。在《李商隱研究》中,注重從心靈美學的角度,概括出義山詩的特點。在古代文論與美學研究中,則以自己深刻微妙的體會來感悟古典文論的思想世界,形成了獨特的學術風范。他在《古典文論與審美鑒賞》的“代前言”中說,“文藝理論和文藝鑒賞原來是輔車相依,兩者保持著‘出’與‘入’的密切聯系,沒有鑒賞之‘入’,難以達到評論之‘出’。為了‘入’,就必須身臨其境,悉心體會,洞燭深微,挹其生氣,從而產生移情作用。為了符合‘旁觀者清’的要求,就須要‘出’,即對作品作出全面觀察,冷靜衡量,反復回味,從而獲得較之‘入’更為完整深入的‘高情至論’!

    這其實也是吳老對文章的要求。只有“心靈能出入于微眇”的深切境界,方能真正進入對美學和文藝的沉思。吳老能詩,少年時曾學畫,故對中國美學有切實的感悟。這種感悟,是“揣摹文論家在審美鑒賞中的感情體驗和藝術判斷,對了解其思想的隱蔽戰線也很重要。這就是說,它們是‘靈魂史’!眳抢鲜菑闹袊缹W、文論本身即具有較為豐富的美學特征出發,而決定自身的這一治學途徑的。西方理論,則在21世紀初,重新發現了“理論中的文學”。竊以為,如何令研究者、研究對象在“靈魂史”的層面上,交合互證,達到“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同情”(陳寅恪語),除了“設身處地”“將心比心”,審美鑒賞乃最為重要的一環。對于研究文藝與美學,則尤其不可或缺。

    那些年,鑒賞類文章特別發達。吳老這方面的文章堪稱經典。我覺得,正因為具有那種深情綿邈、精微真摯的心靈鍥入,不僅令吳老的文章饒有詩情畫意,更是讓他的論理文章“出跳”到超越層面,進入深湛的美學之思。

    心靈的遠游

    調公先生曾經在一篇論文中,以一種詩意的敘事展開論題:

    “我今年有一次機會,得以游覽王漁洋家鄉山東桓臺的錦秋湖。扁舟一葉,容與在那一個港汊縱橫、蘆叢掩映、別具一格的縈回如帶的湖中,我不由被湖身的蜿蜒、平林的蓊郁和湖水的寧靜無聲而引起沉思。當年王漁洋耳畔的‘笛聲’,可以和眼中的‘雁影’‘迷離’一片,而今,我也不禁隨著詩人的通感片刻間做了一次心靈遠游:我從當前富有江南韻味的桓臺錦秋湖,想到嚴羽故鄉,天臺一帶縹緲靈秀的丘壑,再想到作為嚴羽詩論淵源的晚唐司空圖心靈寄托的幽棲——‘中條最上層’……”

    論文可以這樣寫嗎?在論王漁洋的“神韻說”時,調公先生還曾從青年時代看過的一幅取自王漁洋《秋柳》詩意的圖畫入手,追索自己頭腦中縈回著的問題:“王漁洋的《秋柳》,甚至可以說他的極大部分詩作的翛然意遠的風格,怕都只有用元、明寫意畫的技法才能更好地表達出來!

    山河大地,詩情畫意,只有進入了心靈深處,成為一種情結,一種意念,一種感受、感悟,乃至超感覺,才是真正的美學境界。我覺得,吳老以“心靈的遠游”來概括他神情凝佇的“神韻”,在相當大程度上,也體現在他論述風格的跌宕風神中。最重要的,我覺得,以“神韻”為中國古典詩學乃至美學之靈魂,乃是吳老晚年定論。他如同古代文論家、美學家那樣,深深浸潤于生活與文藝本身的情境之中,到晚年忽然發現,真正重要的卻是一種縈繞于內心的中國文化之“神”與“韻”,這兩者的結合,乃是具有最高范疇性質的美學精魂。這就將以往的所思所想連成一線,一切審美鑒賞和感悟,美學靈感與神思,從潛意識的積淀,成為靈感——文藝的和美學的靈感——的觸媒。

    錢鐘書先生也曾說神韻乃詩中最高境界。但由于對王漁洋詩評價不高,錢鐘書對其神韻說也甚不以為然。不過,他卻對“神韻”在中國古代詩歌與中國畫中的不同境遇做出了評述,認為,“相當于南宗畫風的詩不是詩中高品或正宗,而相當于神韻派詩風的畫卻是畫中高品或正宗”。這是一個饒有意味的話題。調公先生的論述,卻從詩畫之間的相通發掘“神韻”作為美學境界的意義,將神韻論溯源而上,從司空圖、嚴羽到王漁洋,尋找到一脈相承的精神線索,在此基礎上,將神韻論與民族文化土壤聯系起來,觀照神韻思潮的流程,透視其與審美心態、構思心態的關系,甚至探求其與西方意象主義的關系,正是在這樣博大精深的文化積淀的支持下,心靈的遠游才摶扶搖而直上,挾帶著中國文化的風神氣韻,進入到空靈高潔之境。

    西方詩人曰,“人的靈魂,都是一段旋律!闭{公先生的心靈旋律是以中國美學的神韻而彈奏的。他對神韻有一個“自以為奇妙的想法:一切創作,甚至于一切藝術也都要有神韻”。他感嘆道:“神韻啊,神韻!你的超然氣度真是太恢宏了!不只能擴大心理時空,還開拓了心靈深隱層次的思維取向,你不只是詩的魂魄,怕也是一切藝術的綜合美感效應。小說而有神韻,就洋溢著氣脈、豐采;戲曲而有神韻,性格沖突中就更激蕩起心靈的撞擊與回旋。文學理論批評的流派雖說是千頭萬緒,但‘生氣’和‘余味’恐怕始終不失為一條重要的藝術準則吧!闭{公先生遠游的心靈,固然有將“神韻論”推至文學理論以至美學最高范疇的意愿,不過,卻也在對于所有文藝的回想中,讓我們重新思索他一生的探索。

    吳老青年時曾從事過小說創作,在給我們授課時,偶爾點評當下文學創作,常常對比西方文學,寥寥數語,批隙導窾,令人欽服。他有時也表達對一些人和現象的不滿,但常是點到即止。有一次,他說,有研究生在他面前炫耀自己讀的西方學術著作,吳老自豪地說,他跟說我談皮亞杰,我就皮亞杰;他說弗洛姆,我就弗洛姆。對當時學術界追風,言下頗有不屑,但是,自己卻永是不愿落后,甚至追蹤學術界一些嶄露頭角的青年學者的動向。不過,調公先生最終的追求,卻凝聚到“神韻論”上,這種以感悟和靈感,對中國美學范疇的發現乃至發明,具有學術以及藝術上的獨特個性。

    吳老乃黃庭堅之賞音,尤其常常玩味其詩句“心似蛛絲游碧落”,既表現了心靈的微妙與跌宕起伏,又表現出在天地之間爛漫的遨游。帕斯卡有言,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蘆葦。蛛絲之喻超越了蘆葦之喻,將不屈的精神遨游與無限碧落構成了另一種意境。

    法國大作家雨果在論司各特時說,“這個人的才能,肯定有某種奇特和奧妙的東西,他擺布他的讀者,如同風播弄一片樹葉;他隨心所欲帶領著讀者在各個國度和不同時代漫游,他在嬉戲之間向讀者揭示心靈中最隱秘的皺紋,猶如揭示大自然最神秘的現象,掀開歷史發展中最秘密的篇章……”這是對一個作家的勾勒。人文學者的人生,尤其是其才能、性情、生命意志構成的精神整體,與其著作之間,是否存在著這樣的關系?很顯然,學者與作家不同,但是,特定的學術選擇和學術追求,卻會令學人的著作充盈著其生命的力度。吳老的著述,時常體現出他對中國古典神韻的妙悟,更打開了中國文藝的一扇扇大門,通往一個個陌生而鮮活的世界。我們從調公先生的文字中,體悟著他的心靈歷程,與中國文化中那些“心靈遠游人”一起“心似蛛絲游碧落”,在無盡的神韻中,升華自己。

    (作者:駱冬青,系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本版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責編:王小林、黃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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